【边疆时空】石硕 | 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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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  硕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藏族史、藏彝走廊、康藏历史与社会、西南民族史等。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川、滇西部及藏东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域。该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形成若干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自古以来就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沟通西北与西南民族的重要孔道。藏彝走廊从古至今是藏缅语民族活动的主要舞台，这里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由于独特的高山峡谷环境，它不但成为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保留大量古老的历史遗留，其民族文化现象也具有异常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本文通过对费先生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的思路背景、学术意义及科学价值的探讨，就如何认识这个特定区域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藏彝走廊”概念有深刻学术寓意和丰富人文内涵，为人们称谓、认识和研究这个区域提供了极好的标识与门径，并呼吁学术界统一使用“藏彝走廊”概念来称谓、研究这个区域。

关键词：藏彝走廊  历史-民族区  藏缅语民族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我们知道，中国的总体地形构造是西高东低，这一基本地形趋势使得中国境内大多数河流、山脉都主要呈东-西走向。但在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东南缘的西藏东部和四川、云南西部一带，却存在一个山脉、河流均呈南-北走向的独特地理单元，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横断山高山峡谷地带，也是地理学上通常所称的“横断山脉地区”。该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从这里穿流而过，在峰峦叠嶂的高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所以自古以来即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历史上西北与西南各民族之间沟通往来的重要孔道。为此，费先生将其称为“藏彝走廊”。“藏彝走廊”一词可以说比较准确、简约地概括了这一特殊区域的特点。费先生提出“藏彝走廊”概念迄今已过去20年，但无论这个概念本身还是其所指称的区域均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内涵和价值亦未被学术界充分认识。虽然“藏彝走廊”概念提出后，得到学术界一定程度的响应与认同——一些研究西南民族的学者已在其论文中正式使用这一概念并对其作过某些阐述，近年一些介绍该区域的普及读物中也开始使用“藏彝走廊”一词——但总体看，目前学术界对此概念的使用尚不广泛，对它的认识也存在一些歧异和模糊性。目前此概念还主要在具体从事该区域研究的学者中偶被使用，尚未成为我国民族学界乃至其它相关领域普遍知晓和约定俗成的概念。那么，应当如何认识费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及其所指称的这个特定民族区域？费先生是在什么思路和背景下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的？此概念有何学术意义与科学价值？“藏彝走廊”所指的这个民族区域在我国民族格局中居于什么地位？对这些问题目前尚缺乏讨论。笔者以为，“藏彝走廊”概念不仅涉及对一个特定民族区域的认识和理解，也关涉如何从具体的“历史-民族区域”角度来确立中国民族格局整体视野的问题。此问题颇具深意，对我国当前的民族研究不乏启示作用。本文将围绕费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试就上述问题作一讨论。

一、“藏彝走廊”的提出与“历史-民族区域”

为什么说“藏彝走廊”是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这不得不涉及费先生提出此概念的基本思路和背景。

费先生是在1978、1981和1982年有关民族问题的三次发言中逐步提出和完善“藏彝走廊”概念的。仔细研读费先生的这三次发言，我们可发现在1980年前后费先生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宏观问题：我国的民族研究如何继往开来？如何在总结以往经验和失误的基础上开拓我国民族研究的新局面？费先生在1981年的发言中曾谈道：“总的说来，我们这一代确是走了很大一步。首先应该肯定这点。我们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从很局部很局部，零零星星的，一直到全面的、全国性的调查。这在全世界是少有的，值得自豪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后的三十年应该怎么走？我们要为后辈开点路子。”次年，费先生在武汉的民族问题座谈会上又再次谈道：“总之，过去三十年的民族调查工作，我们国家花了钱花了力，各个民族都出了力。我们搞了不少资料，数量很大。可是，……下一步怎么走，我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正是在这种“继往开来”的宏观思考中，费先生开始认识到以往我国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过去的民族研究是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分别一个一个研究，在方法上固然有其长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研究，写它的历史，不是从一个整体，从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来看各民族间的往来变动，怎样影响它们的形成、合并和分化。”正是在总结并针对以往民族研究之局限的基础上，费先生提出了我国民族研究“下一步怎么走”的基本思路：“过去我们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而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而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我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这里，费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那么，什么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怎样具体认识和划分我国“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1981年费先生就此提出了一个基本案：“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以上提到的各个区域，显然正是费先生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可见，费先生正是将“藏彝走廊”作为我国一个单独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提出和看待的。所谓“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据费先生提到的以上各区域的情况看，我们大致可将其理解为是指历史上由于处于一个相同的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有着大体相似的民族面貌、文化传统与社会类型并且各民族之间存在密切渊源联系的民族区域。不过，我们可注意到，费先生划分的上述“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实际上包含两种类型：一是“板块”类型，如“北方草原”、“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等；另一种则是“走廊”类型，费先生特别提到了其中的“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1982年，费先生又对“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中的“走廊地区”作了以下论述：“西北地区还有一条走廊，从甘肃沿丝绸之路到新疆。……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可见，藏彝走廊不但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而且属于其中的“历史-民族走廊”类型。

由以上引述，我们可以看到，“藏彝走廊”是一个有深刻学术寓意的概念。它并不是孤立和偶然提出的，而是费先生在全面总结以往民族研究的经验教训并针对其局限性的基础上，在主张确立民族研究的宏观整体视野，构建中国民族格局（即“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这一总体思路和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总体思路和背景事实上也是后来费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不过，“藏彝走廊”的提出有两个更具体、更基本的着眼点，一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二是“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藏彝走廊”概念同时兼有这两个层面的含义。所以，对于“藏彝走廊”概念及其所指称的独特区域我们不仅需要将其放在“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来认识，而且需要从“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或简称“历史-民族区域”）和各民族“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这两个特殊视角来理解，方能把握其独特的内涵与价值。

二、“藏彝走廊”概念的学术意义与科学价值

笔者认为“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对于其所指称的川、滇、藏相交接的川、滇西部及藏东这个独特区域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意义：

第一、“藏彝走廊”概念首次从整体上准确、简约地概括了该区域的人文特点。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些从事该地区民族、历史、语言研究的学者已对这个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有所认识，并认识到该区域对于历史上的民族活动来说，具有交通和联结之性质。陶云逵先生在1939年写成的《碧罗雪山之栗粟族》一文中已谈到该地区在交通上的特点：“怒江，澜沧江，对于东往西，或西往东的交通上是一种阻碍，但是自北往南，或自南往北，未尝不是一条天成的大道，因为虽然不能行舟，但是沿河而行的便利是很引诱人的。设如我们很笼统地叙述夹着这两条河的山脉形式和方向，则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以及云嶺雪山三者山脉，也多是自北而南的。这种形式，在交通方向上的便利与阻碍，和前述的河流是一样，就是便于南北，而碍于东西。”此外，章太炎、方国瑜、陶云逵、任乃强等前辈学者也均注意到了该区域中历史上发生的民族迁徙和流动现象。英国人H.R.戴维斯还曾将云南西部形象地称作“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锁链”。“锁链”一词显然已有“地域纽带”的含义。在费先生提出“藏彝走廊”这一概念以前，学术界尽管常以“横断山脉区域”或“六江流域”来称谓这一区域，但却始终未形成一个从整体上准确反映该区域人文特点的称谓与概念。从这一意义上说，费先生是第一个将该区域之人文特点总结和概括为“藏彝走廊”的学者。费先生最早提出“藏彝走廊”概念，是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会议上的一次发言。该发言后经整理，以《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为题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费先生在该文中指出：“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和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接着，他又指出：“这条夹在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其南端可能一直绕到察隅和珞瑜。……我们应当进一步搞清楚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很显然，费先生在此文中还并未直接使用“藏彝走廊”一词，仅用了“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这条夹在在藏彝之间的走廊”等表述。直到1981年费先生先生才明确使用了“藏彝走廊”的提法。这说明费先生先生对“藏彝走廊”概念的表述是逐步清晰和明确的，经历了一个从酝酿思考到渐臻成熟的过程。

笔者以为，对“藏彝走廊”这一概念我们可作如下的诠释和理解。首先，“走廊”一词这里应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地理含义，指该区域在地理上呈“走廊”形态，是一个“地理通道”；其二是“人文”即“历史-民族”的含义，反映该区域是一条“历史-民族走廊”这一特点。至于“藏彝”二字，则概括了该“走廊”的基本民族面貌：藏族与彝族是今天此走廊中分布地域最广、人口数量最多的两个民族，其基本分布大体呈现“北藏南彝”的格局：川西高原、西藏东部和滇西北高原即藏彝走廊北部主要为藏族分布地区；而其以南地区即藏彝走廊南部则主要为彝族或彝语支民族分布地区。由于藏、彝是这条走廊中的两个主体民族，故有“藏彝走廊”之命名。不过，以笔者之见，对“藏彝”二字我们还可作一种更宽泛的理解：即与其将“藏彝走廊”的“藏彝”二字理解为藏、彝两个具体民族，不如将其理解为“藏语支”和“彝语支”两个语支系统的民族更为妥贴和全面，更能准确体现该走廊的民族内涵。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除一些个别语支未确定的民族如羌、普米、独龙、珞巴、怒等之外，今天居住于该走廊中的民族，按其语言系属划分主要有三个语支：藏语支、彝语支和景颇语支。其中除景颇族是属景颇语支外，其余均属于藏语支和彝语支这两个语支的民族。属于藏语支的有藏族、门巴族，属于彝语支的则有彝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拉祜族、白族、基诺族等，他们均为该走廊中的世居民族。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将“藏彝走廊”中的“藏彝”二字理解为藏、彝两个语支系统的民族显然比理解为藏、彝两个具体民族要更全面，其背景和含义也更为扩展和丰富。我们说“藏彝走廊”概念准确、简约地概括了该区域的人文特点，其理由正在于此。由此可见，“藏彝走廊”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区域概念，而主要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它不仅是指称一个特殊和具体的民族区域，同时还包含了对这一区域之人文特点的提炼、概括与认识。

第二、“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意味着首次将该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来看待。

这一点有着特殊意义。费先生既然是立足“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并着眼于“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的，那么藏彝走廊就应是中国整体历史-民族格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故将“藏彝走廊”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提出，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整体历史-民族格局的认识和理解，也为我们认识该区域在我国民族区域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与价值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路和视野。

过去，学术界对藏彝走廊这个特殊区域的认识所以存在很大模糊性和局限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未将该区域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提出和看待。尽管不少学者对该区域的特殊性和在历史上民族活动中所起的交通和联结作用已有所认识，但由于诸种原因，始终没有形成将该区域作为一个单独和特定区域的认识。在此背景下，人们长期以来不得不将这一区域放在“西南民族地区”的概念之下并通常以“西南民族地区”来统称这个区域。而事实上，“西南民族地区”是一个非常庞大、笼统的民族区域概念，它所指称乃是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藏五省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将这样一个独具特点的区域放在一个如此大而笼统的民族区域框架中来看待和认识，不仅忽视和淡化了其特殊性，也给人们对这个独特区域的认识带来严重局限。所以，从这一点说，费先生以“藏彝走廊”概念首次将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提出，对这个区域的认识与研究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意味着从“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对该区域特殊地位的认定，同时也意味着对该区域历史、民族之特殊价值的肯定。因此，笔者以为，用“藏彝走廊”这一“历史-民族区域”概念将该区域从“西南民族地区”的框架中剥离出来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它不仅会有效力推进学术界对该区域特殊的历史及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和研究，同时也会将西南民族地区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第三、“藏彝走廊”概念较好地解决了对该区域的统一称谓问题。

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不得不将该“藏彝走廊”放在“西南民族地区”概念下并以“西南民族地区”来指称这一区域，部分或潜在原因也在于始终未形成对该区域的一个明确而统一的称谓。解放前，人们虽曾以“川边”、“滇边”、“西康”甚至“锁链”等词来指称这一区域，但这些称谓只是指称该区域的某一地段或某一部分，均未能涵盖藏彝走廊区域的全部。建国后，对该区域最常见的称谓是“横断山脉地区”。这个称谓虽在地理范围上大体能够反映这个区域，并有较好的通识性，但却存在两个缺陷：其一，它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它所反映的主要是该区域山脉河流的走向及特点，并未反映其人文特点。其二，地理学上“横断山脉地区”的范围，东部以位于大渡河以东的邛崃山脉为界，这样位于邛崃山脉以东的岷江上游地区自然不在包括在”横断山脉地区”的范围内。所以，严格地说，“横断山脉地区”的称谓仍不能完整表达这一区域。或许是鉴于“横断山脉地区”概念的局限性，从上世纪80年代起，学术界也开始使用“六江流域”来指称这一区域。“六江流域”的称谓虽避免了“横断山脉地区”概念的缺陷，在地理范围上较完整地囊括了这一区域，但“六江”一词因本身缺乏通识性，使用时常需作解释；其次，“六江流域”仍然是一个地理概念，未反映该区域的人文特点。第三，“流域”一词的起止区域较长，如岷江一直延伸到四川乐江、宜宾一带，金沙江也同样延伸至宜宾一带，若以“流域”相称，则乐山、宜宾等地也应在“六江流域”范围内，这显然与“六江流域”实际所指不符。所以“流域”一词缺乏必要的规定性，易生歧异。或许是鉴于上述几种称谓各有缺点、局限性和不明确性，故有学者干脆从行政区角度将其称作“川、滇西部及藏东”。此称谓虽具有较好的通识性，范围也较明确，但其缺点却一是累赘，二是没有特点和缺乏内涵。

因此，相对于人们在指称这一区域上的窘困与混乱，“藏彝走廊”一词可以说较好地解决了对该区域的统一称谓问题。因为“藏彝走廊”的称谓不仅意味将该区域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来看待，可清楚地将其与相邻地区区分开来，而且“藏彝走廊”这一命名本身已包含对其自然、人文特点的一个基本认定。此外，“藏彝走廊”称谓具有简约、上口，易于普及和传播的特点，同时具有很好的通识性。因此，同以往对这一区域的所有称谓相比，“藏彝走廊”无疑是人文内涵最丰富、最简约的一个称谓。

三、关于藏彝走廊的范围、特点与统一称谓问题

以上所谈的是“藏彝走廊”概念。那么，如何认识作为实体的藏彝走廊？很显然，要真正理解“藏彝走廊”概念的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一个必要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对藏彝走廊这个特定区域的面貌和基本特点有所了解和认识。前已提到，费先生提出“藏彝走廊”概念，实际上意味着首次将川、滇西部及藏东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来看待。那么，费先生将藏彝走廊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民族区域”的依据是什么？换言之，藏彝走廊包括哪些具体范围？它又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特点和独特价值？

对藏彝走廊的具体范围的认定，目前学术界尚存分歧。在费先生有关“藏彝走廊”的论述发表以后，最早对该走廊的范围进行阐述的是孙宏开先生。他在《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一文中写道：“从事我国西南地区民族史、民族学以及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同志，近几年来，经常指北自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向南经过四川西部、西藏东南部、到云南西部以及缅甸、印度东北部的这一条狭长的地带称为民族走廊。”不过，孙宏开在表述中并未明确说明这是藏彝走廊的范围。孙先生是研究藏缅语的学者，他勾划的这一范围可能主要侧重于藏缅语流布的范围，因为藏缅语族缅语支的分布正好包括了缅甸和印度东北部地区。此后，申旭、刘达成二人在论述藏彝走廊的文章中均将孙宏开的以上表述作为了藏彝走廊的范围。笔者以为，将“藏彝走廊”界定为一个如此辽阔区域可能过于宽泛。确切说，这一区域实际上是将藏彝走廊所连接的上端即北部甘、青地区和下端缅甸和印度东北部这两个辽阔区域均算在了藏彝走廊的范围之内，这是否恰当，尚可商榷。因为上述两个地区虽然都与藏彝走廊相连接，但是它们在地理上并未呈现出明显的“走廊”形态。笔者以为，“走廊”同与“走廊”相连接的地区理应有所区分，不宜将两者相混同。事实上，对藏彝走廊的范围，费先生在有关藏彝走廊的论述中曾明确提到三点：一、藏彝走廊应以康定为中心；二、藏彝走廊的南端绕到了西藏东部的察隅、珞瑜一带；三、这条走廊“从甘肃南下到云南西陲”。从这三点看，费先生主要将藏彝走廊的范围限定在以川西高原（康定）为中心并包括川、滇西部和西藏东部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地带，并未将其延伸至缅甸和印度东北部地区。笔者较为同意近年李绍明先生对藏彝走廊范围的界定：“在川、藏、滇三省区的边境横断山脉中，分布着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由北往南流的大江及其众多支流，以上六江流经之地，从地理上而言包括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滇西高原区和藏东高山峡谷区。这一区域即藏彝走廊中，迄今分布着藏缅语族的各族如藏、羌、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和基诺等民族。”从李绍明先生的这一论述看，藏彝走廊的范围应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它主要是处于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由北往南流的大江及其众多支流所流经的川、藏、滇三省区边境的横断山脉地区；其二、从地理上它包括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滇西高原区和藏东高山峡谷区；其三、它主要是藏缅语族的各民族居住和分布的地区。李绍明先生也未将甘肃南部、青海东部以及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包括在藏彝走廊的范围之内。笔者以为，将藏彝走廊大体框定于上述地理范围之内应较为合理。事实上，对藏彝走廊范围的认定，关键在对“走廊”二字的理解。“走廊”应是一种左右形成屏障的线性通道，也就是说，它在线性方向上是一个通道，而在与线性垂直的方向则形成了较难通行的屏障。从这一意义说，藏彝走廊的范围显然主要应框定在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域，因为正是在这一区域呈现了典型的东西形成屏障的南北线性通道。此外，从对藏彝走廊的实际论述看，费先生显然将处于涪江上游的白马藏人分布地区亦纳入藏彝走廊的范围，这是很正确的。这就是说，藏彝走廊的东部边缘并不止于岷江上游地区，还应包括龙门山脉一带的湔江和涪江上游地区，因为这个区域不仅与岷江上游地区相毗邻并同属南北走向的高山峡谷区，而且也同样是藏、羌民族分布地区。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藏彝走廊”所指乃是一个人文地理区域而非严格的行政区划，故实际上不可能给出一个精确的范围，同时对其范围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也只能宜粗不宜细。“六江流域”可以大体地框定其东西方向上的范围，但其北端和南端具体起止于何处，则尚无定论，还需要学术界作进一步的讨论。

藏彝走廊中的历史文化现象，正如同它那高山峡谷和沟壑纵横的地理环境一样独特而复杂多样。李星星新近发表的《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一文中将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概括为七个方面：即“母系文化带”、“猪膘文化带”、“牦牛文化带”、“笃苯文化带”、“重屋文化带”、“石棺葬文化带”、“藏缅语多元语言文化带”，由此我们可大体窥见藏彝走廊中独特而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之一“斑”。但李星星所归纳的显然主要是藏彝走廊中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而非其特点。鉴于藏彝走廊地区的历史及民族文化有着突出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目前要对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点作全面的归纳总结还为时尚早，还有待于学术界对藏彝走廊区域的民族历史文化作全面、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不过，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看，笔者以为，目前大致可将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点归纳为以下五点：

1．藏彝走廊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民族走廊。

2．藏彝走廊是藏缅语民族活动的主要活动舞台，也是藏缅语民族起源、发展、融合和分化演变的最重要的历史区域。

3．藏彝走廊是一条特殊的历史文化沉积带。

4．藏彝走廊的民族文化现象具有异常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5．藏彝走廊既是汉、藏和汉、彝民族的边缘，同时也是西北与西南民族文化相交接的一个关键边缘。

以上这5点已足以体现藏彝走廊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民族区域”在我国整体民族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和特殊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因处于独特的高山峡谷地理环境，藏彝走廊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具有突出的区域性和连续性特点，在中国区域历史文化中极具典型意义。由于该区域历史上是民族迁徙流动、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走廊地带，民族关系和文化源流错综复杂，并形成了众多的民族支系和极为复杂多样的民族文化现象。当地谚语所说“一条沟，一种话”、“每条沟有自己的习俗，每条沟有自己的土话”和“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即是对该区域民族文化现象之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生动反映。同时，也正是由于各种文化的不断交汇流动，正像考古遗址层层叠压的文化地层一样，在藏彝走廊中保留了大量古老的历史文化积淀。今天，我们在藏彝走廊中可以看到许多在其它地区已完全消失或极为罕见的古老而独特的社会形态、文化现象与文化遗存。如在川、滇交界的泸沽湖沿岸的摩梭人中和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雅江两县相接的鲜水河流域的扎巴人中，迄今还保留着较为完整的母系社会形态。在藏彝走廊北部尤其是川西高原一带还保留大量独立和尚待认识的语言，即费先生所称的“被某一通用语言所淹没而并没有完全消亡的基层语言”。这些语言的使用人群多则上万人，少则仅有几千和几百人，这些有着“活化石”之称的语言正引起语言学者的广泛兴趣与关注。在藏彝走廊的河谷沿岸地区还分布着许多密集且规模极大的古代石棺葬墓地，它们的年代大多属于商周、春秋战国至秦汉，其年代下限多不晚于东汉。它们是属于古代什么样的民族集团所遗留？这些石棺葬人群的社会面貌如何？这种葬式为何在东汉末年突然大规模消失？这些问题学术界至今仍颇存争议。在藏彝走廊中的大渡河上游、岷江上游乃至金沙江流域地区迄今还保留着大量世所罕见的独特的古代石碉群，这就是《后汉书》中已见于记载“邛笼”，尤其在今大渡河上游的丹巴县境内其数量之密集着实令人惊叹，号为“千碉之国”，这些古代石碉群无论其建筑成上的成就或社会文化的功能与意义还均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认识与研究。今天，在藏彝走廊的各藏缅语民族中保留下来的宗教种类及各种原始宗教形态也最为丰富和复杂多样。如在藏彝走廊北部的藏族分布地区，不仅集中了现在藏传佛教的所有教派，甚至连在历史上西藏地区已完全消失的觉囊派以及在西藏和其它藏区已大为衰落的藏佛教传入以前最古老的本教也均在藏彝走廊地区较好地保留下来，同时在藏传佛教的覆盖之下，在民间的社会生活层面仍大量保留着可称作“底层”的各种原始宗教成分。在藏彝走廊南部的各彝语支民族中则不仅保留着异常丰富的各种原始宗教形态，同时也保留着与宗教相关的迄今为止世界上形态最原始、最生动的“东巴文”像形文字系统。所以，古老原始文化的大量存留可以说是藏彝走廊地区一个异常突出的文化现象。这正如费先生所言：“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淀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总之，藏彝走廊可以说是目前我国民族文化的原生形态保留最完好、历史积淀最丰富和但同时又是疑难问题最多的地区，具有极高的考古、民族、历史、语言等科学的研究价值。

值得高兴的是，今天随着我国民族研究的深入和新领域的不断开拓，藏彝走廊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正日益受到民族学界的重视，同时也愈来愈引起历史、语言、考古学科领域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从整体上来称谓、理解和认识这样一个独特的区域就显得日渐紧迫和重要。众所周知，一个统一概念的确立和使用往往是对某一事物或某一区域开展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从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费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不仅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重要概念，也是迄今为止对这个特定区域最具科学价值与学术意义的一个称谓。它的简约性及丰富的人文与学术内涵，为人们称谓、认识和研究这个区域提供了最好的标识与门径。所以，笔者郑重呼吁：民族学界应率先使用“藏彝走廊”概念并以“藏彝走廊”来统一称谓西藏东部和川、滇西部这个特定的“历史-民族区域”，以最终使“藏彝走廊”成为历史、语言、考古、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普遍接受和约定俗成的一个统一称谓与概念。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学术界从整体上对藏彝走廊这个特定民族区域的研究，同时对于深化我国的民族研究，特别是对于从具体的“历史-民族区域”角度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的民族格局，建立我国民族研究的宏观整体视野将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注】文章原载于《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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